城市比谁造的楼更高的时代，可能真要过去了。
近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其中一项具体的工作要求是：“严格限制超高层建筑，全面提升房屋安全保障水平”。可以说，在中央层面明确释放了建筑“限高”的政策信号。
一般来说，超高层建筑是指40层以上，高度100米以上的建筑物，这既包括普通居民住宅，也包括商务楼宇等公共建筑。今天，人们常用“摩天大楼”这个起源于19世纪美国的专有名词，来指代城市中这些拔地而起的参天建筑。
或许令不少人感到意外的是，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超高层建筑数量最多和增长最快的国家，目前已拥有世界接近三分之一的高楼大厦。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摩天大楼的总数已达到第二名美国的3.6倍，可谓断崖式领先。
高有高的道理。特别是在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超高层建筑是不少大城市对土地进行集约利用的有效手段，其高密度的特性帮助很多大城市在有限的土地面积内尽可能拓展了空间容量，释放了更多发展的可能性。从这个层面看，超高层建筑有其现实合理性，不能一概否定。
然而，渐渐地，高度被赋予了更多超出物理层面的意义。不断攀升的天际线成了城市发展的某种隐喻，它如此直观地代表了城市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发展态势，进而成为城市IP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高度的迷恋，也逐渐演变为了某种盲目的“攀比”和“竞赛”。造更多更高的高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不少城市的“惯性思维”，甚至被简单化为“以高度丈量政绩”，似乎谁造的楼更高，谁就站到了发展的制高点，谁也就越有成绩。
仔细想想，这个逻辑经不起推敲。城市的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概念，并非全然体现为建筑的高度，而应当有经济、文化、民生、社会等更多维的评价体系。更何况，高度背后，还有着很多不容忽视的现实风险隐患，随着高楼数量越来越多，安全、能耗、环境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这些问题都与建筑的高度和高密度特性密切相关。
同样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楼层越高，工程造价和运维成本也就越高。特别是一些财政本就不充裕的地方，如果脱离实际需求斥巨资甚至透支财政造高楼，很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原因并不复杂，市场需求和经济波动本就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建设之初就对市场考虑不充分，很可能面临招商困难，造成“建设时追高、建成后闲置”的局面，最终沦为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这样的情况在一些城市已有现实案例。
正因如此，“限高”有其现实针对性。在政策层面，“限高令”也非首次提出。从2020年国家部委下发通知要求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开始，过去五年，政策的调整一直在进行，直到此次会议，限高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但今天再谈限高，显然有着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一个基本前提是，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对建筑高度的追求让位于对建筑内涵的深耕，安全、绿色、宜居等特性被置于更重要的位置。换句话说，对人本身体验的关照是需要优先考虑的。
在拥有超1万栋高层楼宇的上海，相关调整已在推进。今年6月，《关于推进上海市商务楼宇更新提升的实施意见》获通过，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行动正向商务楼宇领域全面铺开。存量时代，比起面子，上海更注重的是里子，建筑的改造设计都要以人的价值为旨归，都要服务于提升人的舒适感与便捷度。
需要明确的是，从强调外在增量到强调内在品质的转化，不是对发展的否定，恰恰是发展理念不断成熟的体现。这一转变的背后，或许更值得追问的是：当城市不比天际线的高度，那要比什么？
显然，要比的是更多更难做的，更看不见的，也更有价值的“功夫”。一座城市真正的标识，不是可被轻易刷新的物理高度，而是不可复制的内在实力。城市真正的较量，从来不在云端，而在那可感可触的人间烟火里。往小了说，可以是一栋房屋是否舒适可靠，往大了说，可以是一片区域的规划是否精细合理，再往大一些说，则是一座城市的内生动力和内在气质，是否具备真正的吸引力，让更多人近悦远来。可以说，在不同的发展层面上，都有更多、更值得比较的维度。
显然，这些“灵魂拷问”，已不是靠造几座摩天大楼可以轻易回答的。（顾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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